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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时间：2008-12-15 21:13:55 新闻来源： 阅读：3855次 |
我的父亲童度清，又叫童勋仁，度清是名，勋仁是字。从我能记事起，父亲就显得很老，四十多岁头发就花花白白，如今年过九十了，头发还是花花白白；过去腰杆笔挺，现在还是腰杆笔挺。他慈眉善目，气度从容，步履稳重，有一次在省军区探亲，被人误以为是离职休养的老首长，一些穿军装的见到他就敬礼。
父亲有这个资格接受敬礼。
父亲生于农历戊午年，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1918年。也许是命中注定，父亲从小就和“革命”联在一起。父亲的父亲（干脆叫爷爷吧）是平江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曾任农会主席、苏维埃主席，在东乡一带组织扩大红军。爷爷闹革命时，不到十岁的父亲就是儿童团员。爷爷被反动派缉捕，家庭财产全部没收，房屋烧毁，片瓦不存。作为“匪属”，父亲和奶奶相依为命，四处逃难。红军被反动派封锁在山上，父亲跟着大人，经常以走亲戚为掩护，冒着危险上山送吃送穿，帮着红军亲人度过那残酷、艰苦的岁月。父亲的亲姐夫，也就是我的姑父，在三眼桥进山送药时，被挨户团枪杀，头颅挂在山前示众，年仅二十岁，一派悲惨、恐怖。就象严寒中盼望春风一样，一家人盼望着红军早日归来。但爷爷随红军大队伍走后，再也没回来了。十四岁的父亲，从此用他稚嫩的肩膀扛起了家庭大梁。一家人住茅棚，咽野菜，受欺吓，凭靠革命必胜的信念，忍受苦难的煎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流行《十送红军》、《盼红军》等民歌，奶奶、父亲每听都泪流满面。抗战爆发后，父亲、母亲又冒着危险，为前方运送物资，帮着抗战队伍修筑工事。解放战争中，父亲担任支前委员会主任，负责组织积极迎解。土改时，父亲作为烈属委员会主任，是“二区”清匪剿霸的骨干。南下的县委齐书记、梁县长、孙部长、李政委等，当年都是父亲的朋友。这期间有个小插曲：迎解前后，爷爷红军时的战友几次捎信，要父亲到他所在的部队去，奶奶舍不得独子远走他乡，父亲失去了以后可能当军官、离职休养、全家都改变命运的机会。几十年来，父亲从不后悔，偶尔谈起也只是淡然一笑。
也许是生活所迫，从小就肩挑家庭重担的父亲，是当地有名的能人。爷爷一去不复返，父亲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且一心想当好一个家。父亲从没拜师学过什么手艺，但他做什么象什么。抗战前，时兴纺木车。这种结构比传统纺车复杂、工效提高二三十倍的木车供不应求，一般的木工造不了。父亲一有空就看人家纺木车，研究木车的构造。有户人家木车坏了，几次请工匠都没修好，居然被只有十几岁的父亲修好了。后来，当地专业木工打造的木车，经过父亲少许改造、悉心调试，都以父亲的名义出售，父亲的名字传遍三省交界的百里山乡，人们笑称他是“鲁班的徒弟”。解放后，建县委机关办公楼，这是当时本县最大的建筑，父亲被请去参与掌大梁。后来成立县木工厂，要父亲等为首组建。时值家乡成立国营农场，正是用人之际，父亲只好推荐了其他人。父亲是农场的智多星，当时的工副业生产设备，碾车、榨油等新式设备，大米加工设备，包括从进谷、脱壳、吹糠、出米的全自动机械流水线，都是父亲设计和指挥组装，有些特殊的零部件还是父亲亲自加工。父亲喜欢钻研周围感兴趣的事物。改革开放后，粮食放开，一些家户酿酒愁于没有好酒曲子。已年届古稀的父亲，研制了一种酒曲子，出酒率高，而且其味醇香，口感更好。当地争相购买，外县一家大酒厂也前来采购。父亲九十一岁，至今仍是乡亲们生产和经营的“高参”。
让我惊奇的是，没进过几天学堂门的父亲，却被地方上奉为“读书人”。父亲写得一手潇洒的毛笔字。有人说他象爷爷，所以字写得好。他很少专门练字，但很留意人家的字。他出外看到好字，总要揣摩再三，领悟其中的诀窍。父亲特爱读书。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珍藏的《康熙字典》、《乡党应酬》等书，封皮包了又包，经常看到他翻了又翻，因此他在应酬方面，运用字词都很恰当。六十岁后，父亲喜欢写诗作对联，很注意平仄、韵律。粉碎“四人帮”后恢复高考，我去读大学，父亲用毛笔写来一信，上有“忽如一夜东风吹，我家有子复读书。攀山须知勤为径，桃园容汝肆驱驰”等句，充满了高兴和殷切希望。此信在寝室传阅，其文、其诗、其字令同学赞叹。平时他出口成章，说出很有文学性、很有哲理的话。去年二月，正是乍暖还寒时节，我让他在池塘边留影，他手捋上有点点绿芽的垂柳，发了一句“人不知春，草木知春”的感慨，恰到好处。有一次，他手持钓杆，口吟：“悠然池塘边，垂纶飘欲仙。不为口中味，但求心里甜。谁谓老头子，白发一少年。”老人怡然自乐的心境，尽在诗中。
父亲有一颗爱心。父亲和母亲共同生活七十年。母亲出身于当地望族，据说外公不问田地与财富，看中了父亲聪明正直，才让女儿嫁给了当时贫苦的“土匪崽子”，加入了“匪属”行列。尽管生活艰难，家里人口又多，但“夫妻恩爱苦也甜”。舅舅回忆，不管生活如何艰难，母亲每次回娘家都讲过得很好，外公外婆很是欣慰。父母患难与共，被传为美谈。当地老人从未见他们斗过嘴，起过“高腔”。有人说是我父亲脾气好，也有人说是我母亲修养好。我觉得，他们都互有一颗爱心，才使七十年的爱情之花永不凋谢。父亲对子女非常慈爱。作为上有老、下有九个儿女的父母亲，家庭负担极其沉重。上世纪五十年代，农村大部分人家都不愿送女孩读书，但父亲坚持让我的两个姐姐去上县办中学。有人说：“咯个度老，屋里‘一窝蔸’，苦水只滴，还送妹则读书，硬是该苦的！”直到后来，两个姐姐都参加了工作，人们才明白父亲的开明和远见。“苦，并快乐着”是儿女们对家的一致感觉。我写过一篇《家庭乐队》的回忆文章，大哥补正说：那时你们还小，真正的创始人是父亲。少年父子如兄弟。我拉琴吹笛都是父亲教的，第一把二胡是父亲做的，带领儿女们打“钞台”（鼓乐）也是父亲。这使我想起了过去大年三十夜，我们兄弟姐妹到各家各户去辞年，每人手里的灯笼，都是父亲头夜到屋后砍竹，通宵达旦织成。陪伴我们兄弟姐妹长大的“坐栏”、“摇车”、也都是父亲晚上打造。父亲还经常给我们讲做人做事的道理，他在讲述中往往穿插一些与道德有关的本地名人故事，如讲我的叔公童志高民国时期在中华武术擂台赛夺冠等传奇事迹，绘声绘色，妙趣横生。父亲很宽容，很要朋友，对地方与人为善。父亲从没和人红过脸。文革中他手臂被吊断，却从不向子女讲起谁是打手，不愿冤冤相报，无休无了。后来得知，那个打手，每年都要来给父亲拜年，释放着愧疚心情。
父亲还是老样子。父亲含饴弄孙，享受着天伦之乐；人们时常看到他在有山有水的家居周围散步，呼吸着新鲜空气。父亲，每天迎接着新的太阳升起。
父亲永远不老！ (湖南长沙 童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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