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03月19日刊文说，近年来，中国族谱修订成为一件普遍的事情。这背后反映的却是家族意识的觉醒，但是要增强家族凝聚力，单凭一个修谱的动作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为此，在面对农村熟人社会的瓦解，如何建立一个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又能够继承中国传统精髓的社会结构，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文章摘要如下：

　　最近，一位在沪浙商给我发来他写的家史，读来饶有兴趣。这位朋友祖籍浙江绍兴，父亲家境贫寒，无田无地无房，自然读不起书，自幼到商家做学徒。朋友的父亲从最底层的“跑街”做到经理，后到杭州参股创办肥皂厂。
　　朋友有兄弟姐妹六人，分散到全国各地。而子孙辈则更加地分散，有的还移民去了美国。朋友萌发撰写家史的念头，是被外甥女一句话给触动了：“我们的曾祖父、祖父是做什么的呀？”。家史的撰写费了朋友不少功夫，但他觉得值，因为不但给自己的后代理清了家族的发展脉络，而且还借撰写家史，密切了家族其他人的关系。
　　通过资料整理，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家族的小辈与前辈走的是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他们已淡出政界和军界，向专业人士和商界发展。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而是螺旋式上升，这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他们的后人，好几位也十分了得，是当代新经济阶层和新社会阶层的精英。
　　类似撰写家史的举动在中国还不少。在当今的中国，小到家史、村史，大到市志、党史，均是当成一件要紧的事情来办。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点出了中华民族具有修志治史的传统。官方有党史办、方志办等机构专司修志治史工作，民间则有族谱修订。
　　在当今的中国，族谱修订、家史撰写则表现得更加的突出和活跃，这背后则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上的繁荣带来了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与定位。韩国的影视剧之所以能够在中国风靡一时，很大程度上在于韩国的习俗礼仪有着中国的衣钵，容易引发中国人的共鸣。
　　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传统多数不于城市中存在，因城市是因行政管理的需要，或市场交易的需要而存在，这两者讲究的是秩序和规则。农村社会的运作，却主要靠社会伦理来维系。相比而言，社会伦理比规则更加稳定和有效。
   
      如在笔者农村老家，村里极少发生殴打父母的事情。这并非是法律执行得特别严格，而是因为在老家，殴打父母是一件被视为天诛地灭、无法被社会容忍的事情。即便再坏的逆子，面对这样的社会高压，也是不敢轻易出手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人口进入到城市务工，生活在农村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和小孩。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方式也日渐向城市靠拢，原有的熟人社会慢慢崩溃，家族的向心力也越来越弱。
　　面对这种情况，通过修订族谱来凝聚家族，则显得十分有必要。加上经济的繁荣、大学教育的普及，在财力和人力上均给族谱的修订提供了条件。于是，近年来，中国族谱修订成为一件普遍的事情。
　　失去的东西方觉其珍贵。中国族谱修订兴起，背后反映的却是家族意识的觉醒，但是要增强家族凝聚力，单凭一个修谱的动作是无法解决所有问题的。为此，在面对农村熟人社会的瓦解，如何建立一个适应当今社会发展，又能够继承中国传统精髓的社会结构，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缺乏宗教信仰，家族意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个空白点，从而起到调和社会，维护社会发展的作用。这也是为何中国古代政权只到县这个层面便结束，但社会仍然运行了两千多年。为此，如何引导现在家族意识，显得十分的重要。(肖经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