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吴尔芬
惊悉童庆炳老师仙逝，手头的工作虽然着急，却做不下去了，头脑中尽是童老师的音容笑貌。
第一次见到童庆炳老师大概是1980年代的尾巴，他回老家连城探亲，黄征辉请他来县文化馆讲座。印象中童老师穿着朴素、话语平缓，不矫揉，不造作，说的都是些平白大实话。末了，黄征辉领大家去吃夜宵，我于是有机会近距离接触童老师，赶紧表达自己的仰慕。童老师却说：“我其实没什么，只是教书认真。”
1992年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童老师上我们的创作美学。他的课讲得平实，不比有的老师手舞足蹈演大于讲，旷课的同学渐渐多了起来。一天，童老师生气了，放出重话：“我每次来上你们的课，都要换上干净的衬衣，你们却爱来不来。”不知为什么，童老师板起脸说的这句话，镇住了那些自视有才狂妄无状的同学，后来的出勤率就高多了。
有一天，我提出要登门拜访，童老师很高兴，说：“来呀，来吃个饭。”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走出鲁院的大门，到十里堡坐车转地铁，出了地铁再转车到北师大，进了北师大走到童老师家，已经是11点半。坐一会儿，聊几句写作的事，童老师送我几本新书，就吃饭。吃过午饭，我马不停蹄往回赶，进了鲁院的大门，天就暗了。这一顿饭下来，我才体会到童老师来鲁院上一次课多不容易。自此，我再也没有逃过课。
鲁院的孙津老师是童老师的博士研究生，有一天，孙津请童老师吃饭，还有莫言，童老师说我是连城老乡，也拉上了。就在鲁院的食堂吃，吃食堂的菜，好象有加了一条鱼。吃家常菜，说家常话，无论是童老师还是莫言，都没有什么微言大义。
鲁院的课程结束，已是学生放假的年底。鲁院不是正规的院校，不能集体订票，只能自己解决。头天跟两个福建同学去火车站买票，见队伍排了几里地长，头皮都麻了，逮住排前面的一人问：“你几点来的呀？”他说7点。我说：“不对呀，我们也是7点，怎么排到几里地去了？”他说：“我是昨晚7点。”这下我们傻眼了，站在寒风中凌乱。
整理好思绪，我们决定玩到天黑，从晚上开始排队。我们三个福建老乡吃饱了面条，捡了一个装电视机的大纸箱，三个人一起装进去，在售票厅门口等候天亮。售票厅8点准备开门的时候，黑压压的人群已经层层推涌过来，把卷帘门搡得哗哗巨响，似乎就要倒塌。门一开，我们不冲刺进去都不行，因为只要慢一点就会被后面的人踩踏。迅速的，每个售票窗口都排起长队，是那种前胸贴后背的、重重叠叠人肉长龙。但是，后面进来的人不甘心落伍，他们使劲撞击人肉长龙，试图为自己嵌进一个位置。争吵、撕扯、肉搏，场面大乱。这时一群保安冲进来，挥舞电棍大喊：“蹲下，抱头蹲下。”我们都抱头侧身蹲下，犯人那样看自己的裤裆。晋江来的同学立马就哭了，对我说：“我受不了啦，我要坐飞机。”
他哭着走了，准备去买飞机票。我是断乎坐不起飞机的，只能抱头蹲着排队。好不容易轮到我跟售票员说话了，我只说“厦门”二字，还没说哪一天，她就不耐烦地挥手说：“没票了，厦门的票都卖完了。”
我被后面的人推开，走出售票厅，来到火车站广场，抬头看北京灰蒙蒙的天空，心想，这个压抑的鬼地方真是达官贵人的天堂，贫下中农的地狱。现在怎么办？难不成在北京过年？问题是这个狗仗人势的首善之区有地方让我过年吗？我想到了童庆炳老师，于是找到公用电话，给童老师挂通了。童老师一听，教导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去上海、广州、厦门的火车是最挤的，哪来的票呀？你要买去南昌的，从南昌转厦门就容易了。”
这下心里有数了，但我不想排队自取其辱，干脆在广场上转悠。果然有黄牛党过来问要不要去南昌的票？我跟另一个福建同学研究半天，横竖没看出真假，决定赌一把，就买下两张到南昌的票。到南昌后，正如童老师所言，南昌到厦门的票好买得很。
后来，我一直很关注童老师的学术动态，每次见到吴子林，童老师都是我们的重大话题。此间，童老师曾上CCTV—10《百家讲坛》，我尽量守着看。看了几期，我就知道童老师不可能像易中天、于丹那样大红大紫。不是因为童老师偶尔会冒出连城地瓜话，而是他讲得太实、太干，他总是想给观众更多的干货、更丰富的信息，殊不知，《百家讲坛》要的是演讲，首先是表演，然后才是讲课。演讲，是童老师这个客家籍憨厚教授不能胜任的。
近几年，因为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童老师的名气忽然大了起来，大家都知道莫言是童老师的硕士研究生。连城一中校庆，莫言题了词，其实也是托了童老师的关系。事实上，童老师还有另一个博士研究生也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只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不让说。不让说就不说呗，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最后一次见童老师是前两年在培田，童老师谦卑地站在路边，身边陪着弟子吴子林。那已然是个耆耄老人，他就是我敦厚有加、著作等身的童老师吗？童老师告诉我，他的身体出了问题，每况愈下。我说几句客套话，心里一阵酸楚。
我读童老师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他回忆母校连城一中。那篇文章的语言极为实诚，谈不上什么文采，是一个老人对记忆的絮叨。看完了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它太像最后的话，充满温情与留恋，甚至有一种诀别暗含其中。一个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学者，没有走到生命的边界，是断然不会写那种情调的文章的。
有人说童老师的思想保守有余而新锐不足，理论阐述有余而开拓不够。要我说，也许童老师的理论不一定是最前沿的，但一定是最扎实的；上课不一定是最生动的，但对学生一定是最真诚的。我们向童老师学的，不是新名词、新概念、新手法，是为文的品格与为人的品德。
如今，斯人已去，然文品必百世流芳，人品将永垂不朽。
(连城通联员童杰章推荐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