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童氏的来历，《武东童氏宗谱》记载：“魁字行，魁一，讳斗见，字文明。公于明景泰间(1450—1456)，由兰江香溪，又名香头，经商到武东，睹斯所熟水绕于前，阳山耸诸后，中间土沃民淳，遂卜筑而家焉。故尊之为一始祖也。”魁一公生于明宣德七年(1432)十月，卒不详。童氏在童庐定居已560余年。
       现存童氏宗祠三进二院，它的始建与迁建历史，在《武东童氏宗谱》中有一篇道光元年(1821)徐仁美撰《童氏宗祠更迁后续修谱牒序》有详细记载：“童氏自魁一公徙居武东白阳山下，笃生贤子贤孙，粤自克生公、义生公、哲人公、尔志公，勤建祠宇。”这里未提何时建造宗祠，仅提到建造宗祠的四个太公的姓名。经查证宗谱，克生、义生、哲人、尔志四祖宗均出生于明末清初，可见童氏宗祠始建于清代早期。“至(嘉庆)庚申岁(1800)，祠宇重加黝垩，祖庙修焉。”宗祠地处武义江边，洪灾时，洪水常常逼近宗祠，影响宗祠的安全。加上宗祠年久失修，为了安全，原地重修不如搬迁重建。“但工程浩大，经费非数千金，实难兴作，幸有裔孙敬五姐丈者，目击心伤，慨然引为身任，爰偕胞侄建，暨族中功彩、凤辉等聚族商议”，各房派出钱、出力、出物，“不避艰俭，不辞劳勚，拆旧宇建新祠。”又在族中选出几位裔亲，同心协力，轮流监工，故自(嘉庆)癸酉(1813)至乙亥(1815)造竣，庙貌焕然一新。族中又选出四人为宗祠的管理人员，宗祠得以保存至今。宗祠坐北朝南，三进二院，占地面积571平方米。一进门厅面阔三间，明间后檐设戏台，歇山顶。二进正厅三开间，柱础下垫古镜。三进后厅在2002年按原样重修，保持原有格局。后厅面阔五间。天井两侧厢房各六间二层。鼓形柱础，三合土地面，天井卵石铺设。硬山两坡顶，三花马头墙。大门外存有旗杆石一对。

                  　　会川公与项圳

        童庐村虽地处一江两溪的汇合处，因缺少水利设施，看到水而用不上水，直到明嘉靖间在小白溪上筑了项圳，田亩才得于灌溉。《武东童氏宗谱》中有一篇《项圳志略》的文章，记载筑建项圳的历史：“我里之有项圳，得小溪之灌溉，始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四世祖会川公遗迹也。公本儒生，精于医术，当世之士大夫，皆以明医目之。会世宗(嘉靖帝)及某公主有疾，朝廷选医，蒙荐入都，有和缓，扁鹊之号命之、爵赐之，禄公坚辞不受，为当时名人所器重。或问公所愿，公曰：‘家居穷陬，世业耕读，是吾志也。但吾乡土地多硗，日旸忧旱，欲开圳某溪之水利，而费甚钜，吾屡欲兴，斯举每有志，而未逮。’或以其事白诸当道，亦以为此实国家农政之要务，水利当急兴也，乃奏其事。诏下，县令给予工役，而斯圳以成。至今子孙世世沾其利，不失耕读之业而乐丰年者。岂非公之生平务本富贵，不以易其志，得有斯圳之利也欤。爰缀数语，略识原始云。”
       根据宗谱所载“项圳图”所示，项圳长贰拾捌丈，石砌高叁尺贰寸。坐落在发源于永康境内的小白溪上，项村的西侧，故称项圳。建好后白溪和童庐都受益，灌溉水田六七百亩。近年来，由于童庐村民在建房时将灌溉水路堵塞，改用电灌，而仅白溪的东、西两村至今仍在使用。向嘉靖帝要求作圳的四世祖会川公，名瑛，生于正德甲戌年(1514)，卒于万历年戊戌年(1598)，生有四子：邦彦、邦立、邦翌、邦竑。

                  　　人才辈出

       童庐村，历史上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传统美德的教育，村风、学风好，人才辈出。童氏自明代迁徙定居至今，仅几百年。几百人口的小村，据《武东童氏宗谱》(缺乾字行)上统计，有贡生、岁贡生、增贡生、附贡生、恩贡生18人；邑庠生、府庠生、增广生等27人；国学生、太学生35人；留日学生1人；另有八品、九品、江西巡检、教谕等7人。
      童莲塘，谱名绍彬，字适均，号则曹，又号莲塘，岁贡。由于宗谱在抗战中曾遭损毁，缺了一册，因此其生卒不详。他父亲峻迈，邑庠生，议叙八品。生于嘉庆丙辰年(1796)，卒于道光戊申年(1848)，生三子，绍彭最小，据父亲年龄及同辈族兄弟的生卒推算，他应是道光至光绪年间(1821—1908)的人。光绪十八年(1892)何德润在《武东童氏宗谱》中写过一篇《大明经莲塘童大人七秩荣庆》的文章，说明童莲塘1892年七十岁时尚健在。他一生撰著过很多著作，《武东童氏宗谱》中说： 
      “莲塘先生之诗古文辞，皆卓然杰出，为县人士所称道。”在何德润《武川文钞》中记载：“童绍彬，字质斋，号莲塘，□□□岁贡，著有《龙门草》、《知不足斋集》。”两书中收录有《武城寇难之一》、《武城寇难之二》、《武城寇难之三》(寇指咸丰时太平军)、《烈妇李朱氏传》、《重成东渡会序》、《课耕亭记》等文章。《知不足斋集》有邑举人李树藩、金华岁贡生邵有谷、下王宅人恩贡生王清臣等人作序。尤其是邵有谷在光绪戊申年春1908)春写的序中，总结了武义自南宋以来至清代，武义文风大盛的原因，认为童莲塘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武义诗古文辞，自宋巩山堂祖孙得中原文献之传，由是风气大开。当是时，如杨大法、德夫，如徐文肃，如叶方叔类，皆于政迹外，以文学显于世，各有专集。明之韩碧山，国朝之朱七来及其子菊山，或以诗集传，或以文集传，乾嘉而后，徐讱堂古文，王荔村、董芳洲之诗，渊乎茂哉。近时则莲塘童先生，其最著也。有《知不足斋集》四卷，附次《女闺秀诗》一帙。先生古文由国朝二十四名家以上，追乎唐宋八家。其古近体诗，则学香山、眉山，而自出机杼不剽窃踏袭，以为工，盖不作唐宋以下人语也。谷尝读先生所撰《外王父范巨川传》，苍劲朴茂，溢于言表，心仪者久之。今春先生之文，孙以《知不足斋集》付手民氏，用聚珍版刷印，而属为序。谷末学何足以窥先生之高深。聊以夙所见闻者，勉效一言。若夫，信今传后，则大雅君子自必有论定之者。非谷所敢妄议也。
      童宜风，字友诗，号国诃，1923年出生，中共党员。少儿时就读于东四小学，高中毕业后，1945年考入江苏学院经济系，1949年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1953年4月调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古筝演奏员兼秘书。从1963年开始先后任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副团长、说唱团副团长等职达22年，1985年4月离休。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曾由中国唱片社灌制唱片古筝独奏《渔舟唱晚》、《高山流水》两首。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广播磁带古筝独奏《渔舟唱晚》、《出水莲》、《风翔歌》等10余首。编著有《古筝入门》、《童庐筝谱》、《谈谈古筝》、《经易会计》等书。此外还积极从事古筝艺术教育工作，著名古筝演奏家李婉芬、王莉、刘德润、李远榕均出于其门下。五十、九十年代曾两次应聘在中央音乐学院任兼职教师三年。
      童宜绳(1903—1984)，字文德，号福斋。1921年考入浙江省第七师范学校(金华)，1926年春毕业回乡，立志兴办教育。同年下半年在童庐创办“武义县区立东四小学”，开始任校长。此后，历任武义县第一中心小学校长、浙江省孝丰县中心小学教导主任、武义县立壶山中心小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暴发后，即立志从戎救国，于1938年携长子童槑毅然从军抗日(时年童宜绳36岁，童槑18岁)。1942年日寇进驻童庐村，迫于家计，他遂解甲从教，举家流亡俞源村，又担任俞源中心小学教导主任之职。1945年抗战胜利，他立即回乡，又投身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是年8月起，先后历任阳南乡中心小学教导主任、校长，明招乡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校长，直到1949年解放。解放后续任白溪小学副主委、宅园小学副主委。1952年因涉嫌历史问题被撤职回家。1984年1月在童庐旧宅无疾而终，享年81岁。

       童槑(梅)(1921—  1944)，东四小学高小毕业后，考入处州中学，18岁(1938)，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感召下，童槑毅然弃学从戎，回家与父亲童宜绳一道，报名参加了抗日队伍。经集训，童槑编国民革命军第79师，先后在235团、236团参加战斗，转战浙赣各大战役。在金、兰、衢会战中他们曾击毙日军中将酒井直次。 
      1942年9月，79师移驻武义、宣平一带，童槑此时是79师236团一营营长，在狙击日军进攻大斗山战斗中，毙敌50余人和一匹战马。1944年2月的一个夜晚，童槑带领部队攻打童庐东南侧的项村日军。因是童庐的邻村，他熟悉地形，速战速决，歼灭日军60余人，战马20余匹，是日军侵占武义三年中损失最惨重的一次。这年5月，童槑晋升为79师235团政治指导员。1944年7月，在兰溪、龙游一带再次与日军展开大规模战斗。6日，在龙游大马埠坚守阵地战斗中，童槑身受重伤，为国捐躯。时任国民革命军79师235团指挥员，享年24岁。

       童宜振(1914—  )，字羽卿，号辑甫。毕业于浙江省教育厅师资进修通讯研究部和杭州师范。在东四小学任教，童维梓当校长时任教务主任。民国二十七年(1938)在东四小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展宣传抗日救国及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地消息，推广进步书籍，教唱抗日歌曲，为新四军募捐等活动。1939年受党指派到上饶战地党政分会工作。1940年回家，又重入东四小学任教务主任，继续以教员身份从事党的秘密联络宣传工作。1940年初皖南事变后，形势突变，党组织通知他离乡外出避险，先后到宁波、金华、江山及江西上饶、南城、宁教、赣州等地，此时家乡亦已沦陷，日军司令部就设在童庐。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曾在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贵溪分校和贵溪第二中学任教。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退休。耄耋之年，在贵溪办了民营雄石实用化工研究所，自1994年以来，申请了“麦饭石果汁豆腐”、“鸭、鹅裘皮加固法”和“食品营养添加剂”等三项发明专利。1997年被四川省社科院编入《中国当代发明家大辞典》。

         (下转第14版)　(上接第13版)童宜蕃(1916—1996)，12岁东四小学毕业，考入金华初中，16岁(1931)外出谋生。1939年在丽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在白色恐怖下秘密搞革命工作，出色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解放后，一直在浙江省公路运输部门工作，作风正派，为人诚恳，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离休前任中共浙江省交通厅公路管理局党委书记。1996年12月病逝，浙江省交通厅政治处为其主持追悼会。

                  　　童维梓其人其事

      童维梓是武义民国时期的富绅，和汤恩伯是同学好友，日本人又利用他家洋房建立过司令部，可是他解放初仅50岁(虚岁)就去世了，很少人写过他的详细生平，事隔六十多年，熟悉他的人也很少了。“他个子不高，矮矮胖胖，喜欢理光头，可是他聪慧、敏捷、和蔼可亲。”童庐村今年92岁的童世忠说，“他家虽然富，但他不恶，不搞别人。性格耿直，为人和善。”老人又说：“他是我父亲小学的同学，父亲说，他读书成绩很好，而父亲常留级。后来他当过东四小学的校长。”老人记忆力很强，他从“东四小学”第一任到第六任的校长名字，一字不差的讲出来，说童维梓是第六任校长。童庐村80岁的童子杨说：“听我父亲说，童维梓的父亲为人很好，那座洋房就是我父亲参加造的。他(维梓)为人也很好，是省参议员，有名无实，他不去上任，就在家里。对村里公益事业很支持，对人都不错。他当校长时，学校很有名气，邵宅、茭道、武东很多村的学生都来此读书。他家靠田多，收租谷发财。为人刚直，最后是脑溢血死的。”《武东童氏宗谱》在民国时两次重修，一次在民国十五年(1926)，第二次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童维梓都是编篡人员。
      开发区(白洋街道)王村现年78岁的王文定说：“我父亲王明海是个有文化、知书达理，在村里很有威望的人。他曾对我说，1930年时，我父亲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邵李清的红军指挥部就设在我们村后的下坞垄山上。那时的红军缺钱、缺武器，邵李清两次赴上海去买枪，需要很多钱，只得向地主老财们派款、借钱或动员他们捐赠等等。童维梓是自愿向红军赠送了两担银元，挑到王村交给邵李清，红军给他写了收条。”抗日战争时，地下党员、时任阳山乡乡长的许东涛曾对儿子许刚说：“1942年日本人占领了武义，那时国共合作抗日，我担任阳山乡乡长，发生的一件事我非常感谢童维梓。为支前抗日，派下的捐税很多，那时老百姓人心惶惶，生活十分艰苦，哪有钱捐款。有一天，我在新宅武义县政府(武义县政府逃难到新宅办公)，正好遇到童维梓，他看我心事重重问我为什么，我向他叹了我的苦，不知怎样完成派捐的任务。童维梓立即答应给我50担谷，几百块银元。当时我高兴得跳了起来，不知怎么感谢他才好。1949年5月9日武义解放了，刚南下来的北方干部，只知道他是大地主，对他不了解，就派民兵把他抓来关在牛栏里。我知道后，把他保出来，但不久他在家里去世了。”
     现在童庐村的党支部书记童武说：“我听我父亲说过，我爷爷原是童维梓家的长工，到该结婚成家立业的年龄了，因无房无钱娶不了媳妇。童维梓知道后，把一间房腾出来，专给我爷爷做新房，又给他几块银元，在他家大院内摆酒请客，使爷爷非常感激童家。父亲还说，他不单对我爷爷那么好，对其他佣人和长工也很好。大家都说他不恶，是个好人。”
      童维梓(1900—1949)，字琴材、伯康，号和斋，谱名乐埙。娶妻袁氏(1897—1923)，比他大四岁。维梓17岁生子，共二男一女。续娶陈氏，无子女。童维梓和父亲望嬴都是出继的人。童维梓的亲生父亲望祧，生有二子，维梓和朝宗，而望祧的兄长望嬴无子(享年21岁)，将维梓出继给望嬴名下。望嬴的亲生父亲绍卿生有三子，望嬴、望举和望祧，而绍卿的兄长绍裘无子，将望嬴出继给绍裘名下。绍裘成为维梓的爷爷。绍裘(1819—1863)，字学箕，号冶庵。历任天台县训导，严州府教授，例赠文林郎。童维梓出身富裕家庭，所以他从小就能到学校读书，并受到家庭的良好教育。民国五年(1916)，县立壶山高级小学毕业。民国九年(1920)浙江省立甲种蚕业学校毕业。民国十三年(1924)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法律专部毕业(据《武东童氏宗谱》记载)。 
       1947年重修的宗谱中记载：“童维梓曾任浙江省实业厅第三科主任、浙江省长公署参议、浙江省自治法会议代表、省宪法审查员、国民革命军江北招扶使署军需主任、陆军第十七军上校军法官、浙江省政府存记县长、武义县救济院副院长、财务委员会委员、县临时参议会驻会委员，现任武义县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县佃业仲裁会委员。”
       明招小学校史《明招传薪》一书中介绍童维梓时有一段这样的记载：“1942年7月，日本侵略军设司令部于童庐，驻军项村。日寇头目以为童维梓曾留学东京早稻田大学，欲借其名望治民而行招降，又利诱又威胁。但童横眉怒对，保持民族气节，管自追随县长蔡一鸣，流亡抗日。”民间也有传说，日本人要童维梓当维持会长，他坚决拒绝。对这一传说我们采访过今年84岁的童维梓女儿淑媛，她说：“日本人来时，我们全家逃难到水碓后村很深的山沟里，父亲根本未与日本人见过面。”
       童维梓与汤恩伯两人都在1900年出生，汤比童大37天。壶山小学同学，关系很密切，汤常到童家当食客，吃闲饭。1921年，这两位好友一同到日本求学。邹伟平的《汤恩伯传》和朱连法编著的《民国上将汤恩伯》都有记载，但说法不太一致。一说：武义富绅之子童维梓想去日本留学，他力邀汤恩伯同去。另一说：汤恩伯决定赴日留学，但要大笔费用，他想到了好友童维梓。在家正闷得慌的童维梓，也有赴日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汤恩伯随童维梓东渡日本。童维梓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法律专部，汤入明治大学。童维梓是富绅之子，很有商业头脑，到东京开设了一家“追分楼”的料理店，其经费收入用于两人的留学开支。汤恩伯和好友徐乙威(后改名徐强，白溪人，后加入地下党，解放后任上海市商业局局长)一起帮助童维梓管理这家料理店。《汤恩伯传》中说：“1923年的一天，童维梓忽然接到父亲病故的电报，于是中断学业，匆匆回国，料理店则交给汤恩伯一人经营。”几本汤恩伯的传中都有“父亡速归”之说。据多方查证，1923年童维梓的亲属中根本无人亡故。他的亲生父亲望祧，卒于民国二年(1913)，母亲卒于民国十七年(1928)，继父望嬴卒于1876年，继母卒于1900年；他仅一个弟弟朝宗，解放后亡故。四个堂伯父，在家谱中仅一个伯父望照和妻有生卒年月记载，夫妻同在1898年去世。其他三位既无妻室子女，也无生卒年月记载。堂兄燧卒于1896年，妻1928年去世。在此时间段内无人亡故，所以“父亡速归”中的“父”成为一个谜。
      另一个疑问：童维梓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或是肄业的问题，记载不一。《汤恩伯传》和《民国上将汤恩伯》中都说“中断学业，匆匆回国”，说明是肄业，而《武东童氏宗谱》记载的是毕业。1947年重修《武东童氏宗谱》时，童维梓和他的两个儿子华桐、华銮都参与修纂工作。维梓、宜绳、永福三人负责分纂，儿子华桐和华銮是助理。他自己亲自参加编纂的家谱，应该不会错。
      童维梓和汤恩伯赴日的时间问题也有两种说法。由武义县政协编的《汤恩伯史料专辑》中，有三篇文章讲到他们是1920年到日本的。田毅鹏的《中原王汤恩伯》、吴观法的《汤恩伯生平简介》和李守藩的《汤恩伯简历》都说的是1920年。该书中胡彬撰《汤恩伯年谱》、王文政的《汤恩伯年谱》和邹伟平撰《汤恩伯传》，都说是1921年赴日。童维梓回国的日子以上所有的文字一致都是说1923年，而《明招传薪》说的是1924年。
      回国后，汤恩伯在军内步步高升。对其所作所为，童维梓自有他的看法。有一年汤恩伯回家乡探亲，特地前去拜访童维梓，他正在床上睡觉，有家人告诉他汤恩伯来了，他也不起来，汤一直走到他床前，他才起来(童维梓的女儿淑媛说)。1949年春节后，全国解放战争各个战场已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准备逃往台湾，此时汤恩伯回家来带母亲到衢州机场准备赴台，拜访童维梓时一再动员他一同到台湾去。据童维梓的女儿说：“他回答得很干脆，我的骨头是不会丢到外面去的。”这一年汤恩伯50岁，他母亲70岁，原准备大摆宴席，因局势紧张，他不敢在武义多住或请客，而到金华去请客，并把童维梓也请去金华，同时继续动员他去台湾。后来汤恩伯怎么样动员童维梓到台湾的，他二儿子童华銮曾告诉过许刚。当时许刚正在写《东楼梦》，为了补充历史资料，就去拜访病中的华銮，华銮说有一件事要他写下来，写进书中去。他说：“我父亲随同汤恩伯到金华后，汤又再三劝他到台湾，最后他同意了，回家来准备了三大箱细软，准备带台湾去的。过了几天来了一位自称是汤恩伯的副官，说先把三箱细软带到衢州，过几天，再来接他。可是，一去再也无人回头，杳无音讯，三箱细软也不知下落。”华銮再三吩咐许刚要写下来，可是此事至今也是个谜。
       在明招小学百年校庆而编撰的《明招传薪》一书中记载，在童庐东四小学危难时期，童维梓两度出任东四小学校长，使学校渡过难关。民国二年(1913)正月，童庐村秀才童毓麟及国学生童其慎、童居仁等创办了阳山初等小学堂。堂址设在童庐胡公殿，一个班，一个教员，学生35人。民国十五年(1926)7月，童庐村的青年学生童宜绳，从金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师范部读完五年(旧制师范)毕业回乡，发起创办高等小学校，在童庐村阳山学校的基础上增设高等班，校址从胡公殿搬入童氏宗祠，是年九月正式开学，校名改为东四两等小学校。童宜绳被推为首任校长。民国十七年(1928)2月开学后，中共武义县委联络员徐云从来东四小学任教，建立地下党的联络点，发展党员。民国二十六年(1937)，卢沟桥“七七事变”引发全国抗日运动。东四小学师生宣传抗日救国，高唱抗日歌曲，爱国热情激昂。次年(1938)春，童维梓被聘为东四小学校长，至1942年4月因日寇侵占武义而停办，任职四年。在任时他为学校编写校歌：“岩阳之麓，熟水之畔，系维吾乡，灵秀钟祥，多士济济，共通四方，五乐并存，新立我校，学以致用，毋怠莫忘，民族危难，努力图强，团结御侮，为国争光，分别前去，永世莫忘！”此歌先在毕业班教唱，后推广全校，立为校歌。《明招传薪》中记载：“《东四小学校歌》作者童宜振、童乐埙(童维梓)”，并对这一事加注：“此校歌系1942届校友童顽先生回忆所录，可能有误。歌词作者与谱曲者未作过考证。”童顽在《回忆东四小学二、三事》一文中说：“学校会客厅上方挂着校长童乐埙题写的匾额， 
     ‘学以致用’四个隶书大字，这可谓是东四小学‘校训’。在学校门口的板壁上挂着数个镜框，上面嵌着许多照片：有国家党政领袖的像以及我国军民团结抗日的照片。那时是国共合作全民抗日时期，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像居然和委员长蒋介石的像挂在一起。从那时起，我才知道中国还有一支八路军和朱总司令。……学校为了配合当时形势，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工作，如刷写抗日标语、教唱抗日歌曲……至今我记忆犹新。”民国二十七年(1938)前后，中共地下党员许东涛、徐云从等任东四小学教员时，宣传抗日救国、国共合作联合抗日，为抗日前线募捐物资，发展地下党员等活动。时该校教务主任童宜振就是新发展的中共党员之一。为此事，许东涛先生曾对他儿子许刚说过。当时因许东涛与童维梓关系很好，曾想介绍他加入共产党，童维梓说：“我不参加共产党，也不加入国民党，共产党来了我把财产全部给他们就是了！”
      民国三十四年(1945)5月，日寇撤退，武义光复。原来流亡到茆阁的东四小学又迁回到童庐。 
      《明招传薪》中《校史要述》记载：“民国三十五年(1946)7月，因学校遇上经费困难，童乐埙又出任校长，阳西乡析出，校名改称阳山乡中心国民学校。”当年的东四小学学生，现定居台湾的李宗其先生，在《回忆东四小学》一文中说：“校方经费拮据，设备陈旧落后。事隔半年换来新校长，是一位持有博士学位，曾留学日本和俄国，家财万贯的童维梓先生(字乐埙)。由于他的富有，慷慨资助学校，不到一年，学校设备已焕然一新。他的两位公子华桐、华銮也在本校执教。”童顽在《回忆东四小学二、三事》中说：“东四小学办学比较规范、师资充实、校风淳正、纪律严明，有一批年富力强富有进取精神的、有较深资历的教师，部分还毕业于当时的名高校，在当地也鲜有名气，如童乐埙、童永钦、童宜振、袁作琳、倪秉文等等，在他们的努力下，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有声有色，为国家与社会培养了一批批有用人才。”童庐村现年92岁的童世忠老先生说：“东四小学因教学质量好，很多毕业生成了有用之才，所以当时茭道、董村、邵宅、后陈、下陈、柳宅，城东一带很多村，甚至城内都有学生到此读书。”

                  　                  　　日军在童庐犯下的罪行

     1942年5月23日，日军七十师团一部经永康入侵武义县城。次日，出县城西门，经三角店、清塘村直扑金华，进攻衢州。接着6月18日、7月6日两次进出县城。8月31日，日军七十师团混成旅枪宁部1000余兵员，从金华沿金武公路直犯武义，沿途设立据点派驻兵力，作永久性占领部署。侵占武义共有1000多日军，先是70师团105大队，后有22师团85联队，联合司令部设于童庐村童维梓家的洋房里。敌在童庐一段时间后，形势初定，在司令部所在地，以军事区域之名，划定禁区占地1300多亩，当地居民全部赶出村外。并将其驻地附近房屋全部拆毁，计104间，理由是以免驻藏游击队。并用铁丝网围起，作为侵武日军的总指挥部。日军先后在该村及周围筑炮台6个，设进出口岗哨2个、卫兵所、良民办事处、刑讯室、慰安所、栓马房、溜马场等场所及杀人场若干个。
        日军侵占武义期间，滥杀无辜，恣意杀戳我方军民，仅据抗战胜利民时国武义县政府的《收复武义报告》中记述，“日军于1942年窜据武义后，所经之处被害民众比比皆是，在日军司令部童庐，更是杀害我方军民最大之屠场。被害者不尽武义军民，亦有他县、他省商旅人等。……武义沦陷三年中，各地伤亡人数达3594人。这仅就当时各地所报之数，未及查知者则可能更多。”
      童庐村人陈宝寿(1923—2005)在1986年的《武义文史资料》中有一篇口述文章《日军连队部盘踞童庐村目睹记》，详细地记载了日军在童庐的暴行：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农历七月二十日)下午三点多光景，约200多日军突然开进童庐。他们拿着上了刺刀的枪大声呼喊，见人就赶，见鸡犬就掠，见妇女就拖……，村民扶老携幼纷纷外逃，有的只带了几斤米就仓惶离村，在白阳山等地躲避，九十多户村民有家难回。第三天，童庐南侧(约一公里)的项村村民也全部赶出，驻扎了日军连队部的先锋队。
       日军进村后，就将村民的财物(粮食、家具、农具等等)能烧的烧，不能烧的就敲。还用铁丝网把全村十二个住宅点和连成一片的三百六十多亩田圈围起来，并在村中大路两头筑了“卫兵所”。不久，在白溪拼凑了伪政权“维持会”，成立了“良民办事处”，进行所谓“安民”。童庐村民在附近山上搭棚铺暂住，实在难过日子，有些投靠亲戚朋友去了，贫苦无依的村民只得分别迁居到白阳殿、王宅山坟庵(三座)、后周坟庵(一座)、白溪徐氏祠堂、金氏祠堂、张氏祠堂、太土殿等处。
      日军天天要“维持会”派民夫，拆民房、造炮台、筑铁路。童庐、白溪村民三天两头要被派去做苦工，在敌人的屠刀下，受尽奴役。
      日军惧怕中国军民的反抗，组织了便衣情报组，刺探我方军民的动态。童庐有三个日本情报组，经常出没于附近村庄，见牛就牵，见东西就抢；遇到做手艺的或做小生意的，硬要说成是“中国情报”、“中国兵”，就要被捕杀害。还有从城里日本情报组或履坦日本情报组捕送来的，都关在童庐“卫兵所”内用钢筋和松树串成的牢笼里，等待着严刑吊打甚至处死。
      日军联队部驻在童维梓洋房中，联队长叫能势，也叫“红部”指挥官，很阴险，不大露面。“良民办事处”设在童宜绳住宅内，处长叫生井，还有哨长、班长都是日本军官。这班家伙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带着两个年轻汉奸当翻译。他们对被捕人员非常凶狠，毫无人道。如果无人送钱去保释，必遭杀害；白阳村有个人被捕，他的老婆送钱托人保过了，还是被杀害。在杀害之前，总在“良民办事处”先用刑。例如用滚汤泡头顶，用烧酒灌鼻孔，用烧红的铜铁烫肌肉，反剪双手悬梁“挂豆”，拔指甲，上老虎凳等等多种多样残酷的刑罚。
      童庐后山是日军的杀人场，山沿围有挂着洋铁筒的铁丝网，山背有炮台，山脚挖洞坑。每当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日军就要行凶杀人了，一个两个地杀，三个五个地杀。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七个人被拖去杀害了。日军杀人是不用一颗子弹的，杀人的手段很残酷，有的被活埋，有的当活靶刺杀，有的用烈火烧死，甚至有剖肚皮挖心肝和五马分尸的。白溪人徐方周，在清塘、下店一带被履坦日本情报组捕送到童庐，被砍头示众，阳山乡公所青年干事王子旭因公出差，在万石院被捕，日军迫他带路搜索我方抗日人员，他抗拒不从，即被埋进雪窝里，冻到半死后拖到童庐后山，先让军犬咬，再用刺刀刺，死得很惨。有个壮年妇女从要巨到履坦，说她是“中国情报”，被抓到童庐。在“良民办事处”先捋去她的衣裤“挂豆”戏弄，再放下捆倒在垫有黄沙的房地上，被十多个日兵轮奸后拖到童庐后山，割掉她的乳房和耳朵，还用刺刀刺入她的阴门，然后用柴爿加煤油将她烧毁。几天后有人看见，她的两只乳房钉在松树上已被烈日晒干了。当地人捕杀的还有项丰好、徐子生、卲子顺等等。至于外地人残杀在童庐后山的，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就难以计算人数了。有好几只野狗在山上吃死人肉，狗娘生下的小狗，只只吃得“滚壮”，见到生人就来咬。
      一九四三年正月，连续大雪，日军把童庐村民的家具、农具等烧光了，便大拆民房当柴烧。全村被拆毁的房屋共四百十八间之多，上新屋、上四家和祠堂后三个住宅点竟被毁成白地。
     日军每天都要白溪“维持会”(后称“白溪镇公所”)送豆腐、鸡蛋、猪肉等等副食品，这些都是向村民摊派的。日军官兵餐餐有酒有肉，个个吃得膘肥体胖，而童庐、白溪村民则受尽凌辱，吃尽苦头。白溪人金水有被派去挑水上水塔，板断人落地，跌成重伤，小便不能控制，时刻滴尿，无力医治，受苦多年，含恨而死。白溪人徐达洪是被活埋在童庐洋房后的水田里的，敌人戏叫“栽铁落苏(茄子)”。童庐人童若兴到永康去买耕牛，走到冷水坑附近，被炮楼中的日本兵当活靶打死。村民拼死拼活在村外种点庄稼又常遭到日军马群糟踏，谁若去阻止，就要迫谁刈送庄稼去喂马。由于生产遭受严重破外，村民缺少粮食，只得采食苦叶菜等，有的去永康借一担还要还二担“生谷”救命，有时甚至见到从日军伙房倒流出来的饭粒菜屑，也去捞来充饥。
       日军在童庐“小塘根”(小地名)设有“慰安所”，“养”有若干强迫抓来的姑娘，专供称为“太君”的日本军官寻欢作乐。一般日兵则常常外出自找或叫情报组寻找“花姑娘”。有一年轻姑娘，日兵闯入住宅强奸了她，还剪掉她的头发，使她不敢见人。有个八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婆，逃避不及，也被强奸。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七日(农历四月初六)凌晨，盘踞武义的日军偷偷地溜走了。童庐日军连队部在头天晚上烧了文书罪证和掠夺而来带不走的财物。第二天早上火堆未灭，门口还吊着军犬，吓唬村民。
      抗战胜利后，白阳区公所雇人清理童庐后山，除埋在洞坑中的无数尸骨外，还殓得零散的人骨二十八个畚箕担，安葬在白溪黄泥山的一个公墓中。童庐后山的洞坑中，白骨成堆，后来人们就把这里叫做“万人坑”。山脚沿有几丘田，因人血流积过多，竟有好几年种不起稻谷。
   　如今，童庐后山的“万人坑”的形迹还在，亲身经受灾难的村民，对日军的残暴行径，记忆犹新，被杀害者的惨叫声犹在耳际。总之，侵华日军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罪行累累。童庐村遭受的侵害，只不过是日军无数暴行中的一个例证罢了。
      日寇投降后过去四十余年，即1985年的4、5月间，曾有几批占领过武义的日军来武义旅游。他们从金华坐大巴车来，车前有一人一路不停地录像。参观童庐、白溪、项村后到县城，又参观熟溪桥、电厂，还让他们参观刚修好的发宝象龙塔。到了塔上，他们对塔根本不感兴趣，仍然不停地对着童庐、白溪方向拍照，录像。有次一位年纪最小的老人64岁，只有一条腿，他告诉陪同的武义向导，这条腿就是在武义被打掉的。项村有棵大樟树，他们在围着看，又议论，说：那时他们常把抓来的人吊在树上打靶。1985年时的项村面貌与过去变化不大，显得破烂、穷困，这些日本人每人拿出一点钱，以支援该村群众。我们县政府办公室陪同的李副主任对他们说：“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你们还是不暴露身份为好，怕引起麻烦。”回绝了赠与。过后李副主任说，前段时间金华某地发生过事件，当地老百姓知道来参观的是当年的侵华日军时，很多老年人拿起锄头、扁担来打他们，搞得很尴尬，所以还是不接受他们的钱为好。

                  　　劫灰余烬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