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街往事说西门，风华长留记忆中

 2014-08-24 

 本版文字图片(除署名外)商报记者林晓燕(部分照片翻拍自资料及市民的家庭影集)

　　       (感谢市志编辑部傅健及市收藏协会童晓为本版提供的史料帮助)

西门街内景

　　文化，这样宏大的概念，在义乌的体现往往是小而微的。它可以萦绕在“颜乌葬父”的凄美传说中，也可以流连于“拨浪鼓”缔造的传奇中，更可以涌动在老街古巷依然鲜活的搏动里。在此，我们邀您一起重走老街，从西门老街中去重新窥探义乌曾经的繁华盛景、古老人文。

　　日出与日落之间，我们身边的这个城市一直在不断变化着。当钢筋水泥取代木梁黄泥，当五彩斑斓取代青瓦白墙，城市的高度一直在攀升，城市的颜色也更加多元……在变的是城市，不变的是我们对老义乌的城市记忆，尤其是那些风情远去的迟暮老街。

　如今的魁星塘和戚宅里

源于南宋，距今约900年

　　如果从有史可查、有文字依据的角度来看，西门源于南宋建炎元年。

　　据相关资料记载，稠西童氏先祖世居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北宋明经国学录童隆之子童廉以太学特科授承事郎。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童廉从驾南渡，又从临安到达义乌，居于稠城西门。

　　从某种程度来说，童廉是西门街的童氏始迁祖。人类繁衍的能力是强大的，在他之后，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在繁衍生息中童氏家族不停地开枝散叶，变得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其中，1217年进士登科的童必大成为西门历史上的第一名人。

　　数十年内，这里都居住着清一色的童氏子孙，直到陈氏的加入。庆元二年(1196年)，婺州永康状元陈亮四子陈涣公迁徙到西门上市街，成为绣川陈氏的始祖，其后人中又相继出了进士陈林等名人雅士。之后的数百年，陈氏一族勤耕好学、刚正勇为，成为义乌城区望族，如今西门的本地居民据说也大多姓陈，此是后话。

还金堂早年精致的木雕（童晓摄于1999年）

大兴实业，曾富甲一方

　　到了明清时期，西门已发展得初具规模，而且涌现出了以童子明、陈达德、童楷等为代表的能人贤士。

　　在中国的历史上，人物和建筑经常是相关的。有名门望族会大手笔建造学堂，专供本族子弟学习受教；也有大门大户会不惜重金设立宗祠，除了供奉先祖外，族中重要的一些大事也放在此处理；还有为了纪念或褒奖某人，朝廷或其后人会修建牌楼、牌坊等以表哀思，供世人瞻仰。

　　值得一提的是，西门就有这样一大批明清古建筑群，如童大宗祠、会魁第、育婴堂、戚宅里等等。可惜的是，随着岁月的变迁，在天灾人祸多种因素影响下，如今这些古建筑中的大多数已难觅踪影。

　　到了清末民初，童、陈、龚等几个望族开始兴办实业，当时西门一带的工商业发展势头，相当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篁园市场。究其富甲一方的原因，除去人的因素外，西门优越的地理优势也是一大原因。据说，封建时期，西门是义乌衙门去金华府走陆路的必经之路，水路则是从西江桥(今下傅村一带)官家码头上船。

1999年左右的魁星塘和戚宅里（童晓摄于1999年）

风情远去，铅华渐褪的城市记忆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数百年的光阴刹那而过，给西门留下一地的沧桑，人如此，物亦如此。

　　一个秋雨绵绵的午后，我们辗转来到西门穿街走巷。这条历史悠远的老街，没有想象中的古朴和幽静。狭窄的街道拥挤不堪，两侧密密麻麻的摊点前人头攒动，夹杂着阵阵吆喝声、讨价还价声以及孩童的啼哭声。漫步街头，脚下坑坑洼洼的地面随时会溅起一脚污水，空气中弥漫着食物的辣味、垃圾的异味。撑着伞在小巷中穿行，同样有古街，有老房，却根本找不到戴望舒《雨巷》中的那种意境，也别想在巷口或巷尾“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

　　西门老了。经过岁月的沧桑巨变，飞檐挑角的马头和雕刻精美的明清古建筑现只有零星地点缀其中，用一己之力见证着过去的荣光。曾经风光无限的戚宅里，如今已是破败不堪，不仅悬梁剥落，一个多月前屋顶部分还突然坍塌，留下一个不小的洞口。门口的那口魁星塘早已不复当年的清秀之姿。戚塘也难觅踪影，据说多年前已被填埋……

　　西门老了。曾经居住在此的商贾名仕后人们，由于种种原因大多住到外面去了，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因为不舍所以不愿离开。有人出去，就有人进来。虽然房屋旧环境差，但由于地理位置好，再加上租金便宜，西门成为众多拾荒者的栖身之所。据说，这里二三十平方的房间，月租金不到两百元。

　　西门老了。对义乌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多少人还记得它的准确方位，能找到它的所在？“连邮差都找不到西门，我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都送不到。”“我们小时候街道很干净，环境很好的……”几位在西门土生土长的居民有很多话要说。

1999年时的西门街（童晓摄于1999年）

放慢步履，让蒙尘的珍珠光芒再现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说，一个城市的街道，倘从高天俯看，宛如一株大树成百上千条的根须。城市愈大，其根愈茂；这根须其中有几条最长最长的，便是这城市的老街。

　　西门街是岁月的目击者，也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2000年左右，由于城市发展需要，西门街大部分拆除了，只留下三分之一左右。不过，即便风光没落、街景斑驳，这里都是城市记忆母体留下的独一无二的血脉，连通着遥远的历史，也延展向无限的未来。如果听之任之破败下去，那么，留下的恐怕只剩叹息了。

　　“老街承载着某种历史文化，这种文化是地方性的，是不可复制的。”有识之士指出，纵观一个城市的发展历史，古镇、古村落、古街逐渐在岁月的跌宕起伏中形成为延绵不绝的文脉符号，包含着深厚的历史和民俗文化，如果不加以守护、保存，相反地，让它“自生自灭”，或者人为破坏而使其消失殆尽，无疑会给城市文化和历史带来巨大的损失。城市中本来有特色的还是要保留下来，并不能让老街也随着老区拆迁改造的进行而消失。对其进行保留，不仅体现了对过去的尊重，也体现了对后人的传承。

　　“以前的西门如同一颗光彩夺目的珍珠，随着时代的变迁，它渐渐蒙上了厚厚的尘土。”西门一位童姓市民认为，要加大对西门的保护力度，除了及时修缮和充实那些幸存下来的老宅古建筑外，还要尽快对里面的环境进行整治，“要擦去尘土，让它重现光芒”。

　　但愿，西门能放慢其老去的步履。

陈达德·“知县承袭”

　　据《冷庐杂识》记载：“知县有承袭为之者，国初，辽阳甫置县，下令能招百人往者官之。义乌陈达德率百人以应，授辽阳令。勤垦关，招商贾，兴文学，逾年，政化大行，卒于官。子瞻远奉诏承袭，盖异数也。时为诸生，衰经受职，踵父之故辙而循次成功，邑人感慕，为之立祠。历官常州同知。达德能诗，有《游灵鹫》句云：‘磬入岩松初地寂，龛生海月晚潮来。’”

　　其中讲的陈达德是义乌西门人，也是辽阳县的开创者。现综合各方文献资料，大致还原当年的情形：

　　顺治十年(1653年)，清廷公开宣布：能够募集100人到东北地区定居种田的人，便可当上县令(文官)或者守备(武官)；能够招募60名以上的人，可授予同知(文官)、千总(武官)官职；招民50名以上的，可授予主簿(文官)、百总(武官)等职。招民每增加100名，还可增加一级官职，并具体规定了发给所招民众口粮、种子、耕牛的数量。清廷“招垦令”一经发出，山东、河北甚至江浙一带的农民，纷纷来到东北定居。同年，在东北地区汉文化积淀厚重的辽阳，清廷设立了东北地区第一处“府”、“县”，管理这些没能编入八旗的汉族“民人”。

　　顺治十一年，陈达德招来民户一百四十家(约四五百人)，成为辽阳第一任知县。陈达德，字大孚，明朝贡生。他的父亲陈思任据说曾当过盐运使，家道殷实。

　　那时的塞外辽阳到处颓垣断瓦、荒草丛生，一派凄凉。走马上任后，陈达德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收集破旧兵器打造农具，带领民众到山里伐木，在城外开荒种地；在城内建立街市，吸引外地的商人来此经商，通过流通货物来解决百姓日常生活之用；对百姓进行道德风尚教化，对青少年进行四书五经的文字启蒙。

　　令人惋惜的是，陈达德到任后仅两三个月便与世长辞。他的死在朝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仅惊动了盛京总管府，还惊动了京城里的吏部衙门，甚至惊动了顺治皇帝。据《清实录》记载：顺治十一年五月丁酉，先是辽阳知县陈达德故，其部民赵廉静等求以达德子瞻远继父官，盛京昂邦章京叶克书为请于部。至是部议辽阳初设，达德为首，招众出关，因俾为县令。今百姓愿戴其子，必其子同有招徕之劳，故乐与之共事，从之。

　　据说，按照大清律例，这属于“(难)荫生”(清朝官员殉职后，皇帝褒奖，任命其子孙为官)。不过，在顺治时期并没有形成定制，这次是特例，何况又是同地同职父子继任，更是奇闻，在整个大清朝也就独此一例，此是后话。陈达德病故后，其子陈瞻远奉旨承辽阳知县。而此时，瞻远还是一名县学的生员。后来，陈瞻远升松江水利通判，迁常州同知，政绩为当地百姓所称颂。

　　随着“知县承袭”“父子县令”在民间的广为传颂，朝廷以“响应政府号召”式的褒奖在赢得民心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汉人到关外定居劳作。

育婴堂

　　育婴堂是古时候用于收养弃婴的地方。据相关资料记载，宋淳佑七年(1247年)，始设慈幼局，明清改为育婴堂。

　　义乌的育婴堂创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地址就在西门外童宅山边。光绪廿二年(1896年)，始择地湖山境(西门木牌楼)，这个地址据说一直保留到2000年拆掉前。

　　据《义乌县志》记载：1938年，由旧育婴堂和贫民习艺所改组而成的救济院，下设贫民习艺所和育婴所。其中，贫民习艺所创设于1913年6月，经费由公款拨出，1940年停办。救济院是全县唯一的救济福利事业机构，但对弃婴养育极差。1946年，婴儿患病报告，共收养婴儿24名，结果当年即死亡6名。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然育婴堂的设立并没有真正解决弃婴的问题，但站在那个朝代而言，也不失为当时一项富有人道的善政。

戚继光·戚氏宗祠

　　在西门的历史上，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这里留下不少足迹和传说。

　　戚氏宗祠位于西门街77弄一带，原名“大厅里”，群众俗称“戚宅里”。据当地居民回忆说，早年的戚宅里应该有五进(也有说三进、七进的)，现在只残存前进几间，屋前有魁星塘，四周设石围栏。据有关宗谱记载：戚氏宗祠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五月，由抗倭名将戚继光赠黄金百两命建。

　　《定远派显祖武毅公传略》有一段文字，翻译成白话，大意为：戚继光来义乌招兵时，刚好碰到西门一位姓戚之人，相谈一番后获悉，原来俩人同宗同支。在对方的诚邀下，戚继光带着家眷暂住其家，张罗招兵事宜。至于坊间传颂的戚继光在此“练兵”之说，有从事史料工作的人士认为，这是不靠谱的，这么小的空间不要说练兵了，就是把兵士集合在一起都站不下。

　　据说，戚宅里最后一进叫还金堂。明清时期，有个妇人带着孩子在街道上行走时捡到了一大袋银子。妇人非但没有占为己有，反而到处寻找失主，最终完璧归赵给一位商人。为了答谢妇人的拾金不昧，商人出资修建了还金堂。

　　以前，戚宅里周边一带很是热闹，有“大夫第”，有城隍庙，还有养济院(明清时，收容孤寡老人的地方)，还有一口戚塘，传说戚继光就是在这口塘里训练水军的。

　　而今的戚宅里早已不复当年的荣耀，随着戚姓外迁，现住在这里的居民大多不姓戚。现残存的建筑已是破败不堪，墙体剥落，木梁腐蚀。据旁边几位老大妈讲述，前段时间大家聚在这里闲聊，忽然屋顶上面有东西往下掉，万幸的是没有砸到人。只是这个地方是里面住户必经之路，每次经过时大家都提心吊胆，生怕出现坍塌现象。

童必大·童大宗祠

　　据《义乌县志》记载，童必大，南宋人，字本原，号梁仁，稠城西门人，师从杨忱中，嘉定十年进士。进士登科后，童必大走马上任竹山县令，后又升至安定知府，后来在领兵抗敌中阵亡。

　　据了解，童必大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爱民如子。刚上任安定知府，就到民间走贫访苦，对只会搜刮民脂民膏、不管百姓疾苦的南安县令进行查办，然后将查抄来的赃银和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俸禄换成铜钱，发放给老百姓，用于垦荒种地。

　　因安定位置特殊，时常会遭到边民(少数民族)的侵犯。为保一方安宁，童必大多次领兵抗击。开庆元年，边民大举进犯，已经77岁高龄的童必大虽抱恙在身，但为鼓舞士气，毅然上阵杀敌。最终，血溅孤城，以身殉国，还被敌军斩去首级。有感于他的忠义，朝廷除了厚葬外，还进行追封，百姓自发披麻戴孝前往祭灵。可以说，童必大的一生全部浓缩于“勤耕好学，刚正勇为”8个大字中。

　　为了纪念童必大，朝廷还令地方官府在西门街修建了一个“崇祀名贤”的木牌楼，和石牌楼倒掉就不能重建的规定相比，木牌楼如有损坏可以重新修建。此等殊荣着实表明朝廷对童必大的厚爱。另规定，途经此木牌楼，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根据民间的说法，整个义乌，官方的木牌楼可能仅此一处，可惜木牌楼在文革时期毁于一旦。

　　关于童必大，义乌民间还流传着一个传说。据说，他的尸身虽然抢回了，但头颅还在敌营，为此，皇帝特赐金头(也有说金面罩)，准其回义乌老家厚葬。为防止有人盗墓，族人准备了18口棺木同时在18座童山落葬，其中，只有一个是真身。有传言称，文革以来的数十年内，杨村、南方联、王宅等地先后有古墓挖出，从墓穴的位置和内置来看，有可能与童必大有关。当然，这种说法没有权威依据，所以真假也就无从得知。

　　元明年间，童氏后人为了纪念家族内这位英勇的先祖，修建了童大宗祠。

　　提到童大宗祠，其旁边的双贵弄(原名双桂弄，也有叫双桂巷、双桂途)有必要拿出来一说。据说，当年童氏一族中有叔侄两人同时中了进士，于是，族人在童大宗祠内植桂树两棵，名为双桂堂，所以，旁边东、西两条弄堂也取名为双桂弄。

　　数百年来，义乌城内都盛行一个风俗：嫁女必从双桂途出，娶媳定从朝阳门进。后来双桂就成了双贵，为图个吉利、讨个好彩头，新嫁娘往这里出，寓意父贵、子贵。在不少老西门人的儿时记忆中，以前但凡黄道吉日，双贵弄就热闹非凡。伴随着阵阵鞭炮声，附近的孩童会从四面八方跑过来，一为看热闹，二为等着分喜糖吃。

　　由于城市发展需要，童大宗祠和双贵弄现都已被拆除。不过，对很多老西门人来说，有关这两处人和物的由来和传说已深深印在记忆深处，经久不衰。

童子明·童忠义祠

　　对于童子明，相关史料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童子明，抗金阵亡之南宋进士童必大后裔。别号南川，以其勇武，嘉靖四十年(1561年)曾任义乌知县之台州巡道赵大河特征其入戚家军。嘉靖四十一年，大军奔袭横屿之倭，子明等与焉。潮退海涂，负草填泥匍匐而横进，陷泥深逾尺，百步一憩。倭沿山南麓列阵，子明等冲杀之，倭大败，歼敌600余。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廿五日，解围仙游时，戚继光见不少百姓被倭寇所劫，命令童子明率所部强渡木兰溪解救，牺牲于虎啸潭。后朝廷追赠其为“金吾大夫”。

　　仙游县位于现在的福建省境内。据了解，当时的这场“仙游之战”是非常惨烈的。明嘉靖四十二年年底，倭寇众部围攻仙游城，戚继光率领义乌兵赶来解围援救。赶到南门时，被水深流急的木兰溪挡住了去路，对岸就是倭寇的重兵把守。当时城里的百姓危在旦夕，为了解救百姓，戚继光命令全军强渡木兰溪，作为前锋部队将领的童子明率兵与倭寇进行殊死斗争。在虎啸潭区域，行进中的童子明突遭敌军暗箭齐射，虽经奋力抵挡，最后仍与许多戚家军将士一起，壮烈牺牲在激流奔突的虎啸潭中。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后人为纪念童子明在西门修建了忠义祠，又叫童忠义祠。当年，在福建省城福州，还有专门祭祀童子明等牺牲将士的彰义祠。戚继光在离开福建北上戍守长城之时，曾率领三军将士祭奠童子明等在福建抗倭阵亡的将士，其祭文《祭别闽彰义祠阵亡将士》：“英毅之魂，其能附我旌旄，同事北壤乎？”至今读来仍一字一泪，令人动容。

　　据了解，日前福建仙游政府与民间人士准备在童子明牺牲的虎啸潭修建一座戚继光纪念馆，内祀戚继光、童子明等英灵。

来源： 义乌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