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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谱牒文化复兴的当代，湖北黄梅与江西九江的梅九童氏五派支，突破“断头谱”与共祖叙事疑云的重重困境，通过自一九四九年始的三次成功合修，开创了“同地异支合修宗谱”的务实新范式。其以双轨制世系管理、字辈系统嫁接与历史信息存真为核心的创新实践，为众多面临寻根瓶颈的宗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
一、 同地异支，分久求合：合谱的背景与起因。湖北黄梅与江西九江，一衣带水，共拥黄金水道长江。两岸童姓五派支〔旧称五户〕——显派显支、晟派盛支、宣派世支、金派轩支、鸿派鸿支，千百年来毗邻而居，人文习俗相通，彼此往来友好。然而，在元、明、清及民国这一漫长时期，五派支始终各自独立编修家乘，形成了“同地而各谱”的历史格局。
转机出现在一九四九年。值此时代更迭之际，晟派盛支的童静安（宗谱名贞一，字刚方，号静安）先生，凭借其时任黄梅县长的权势与鄂东名士的声望，首次倡议并主持五派支合修宗谱。其初衷在于联宗收族，整合资源，凝聚力量，兴旺邻里。为给合谱确立名由，谱序中构建了“太乙公为五支共祖”的迁徙叙事：言明末为避战乱，太乙公率五子，从江西临江府童家港迁至鄂赣两地〔其中，显派曾短暂初迁安徽新安（原徽州今黄山）〕。
然而，经近些年考究辨析，此一叙事疑点颇多：五派祖年龄最大与最小者相差达一百三十八岁，显然并非亲兄弟；谱载的祖籍地临江府童家港，在今江西宜春市樟树市临江镇，亦无从查考。换言之，合谱的象征性理由，在历史真实性上面临严峻挑战。
二、 务实创新，智慧操作：合谱的要素与破局。面对共祖叙事难以坐实的考据困境，梅九童氏的合谱实践，展现出了惊人的务实智慧与制度创新能力，成功绕过死结，实现了有效联合。
一是，核心操作：开创双轨制世系管理。 这是梅九范式的精髓所在。合谱并未强行捏合世系，而是设计了精妙的双重结构：
通派世序（对外统一）：以世系完整的显派为基准，统一各派的世序排行，解决了合谱后不同派成员之间日常交往的辈分问题，增强了整体认同。
本派世序（对内留存）：完整保留各派支内部的原始世系架构。此举一石三鸟：尊重了各派历史；为未来一旦寻得确切祖源，可随时“撤出”并回归真实谱系预留了通道；极大降低了合谱的协商门槛。
二是，关键支撑：实现字辈系统的吻合嫁接。 合谱采纳并扩充了字辈较完善的晟派盛支辈分字，形成了寓意深远的五十字辈分诗：
盛世承时济，美士名克成。
元亨利贞吉，道义启贤英。
温良恭俭让，正直益聪明。
华夏逢尧舜，精忠卫国诚。
崇尚勤善志，锐意勇攀登。
作为未来的辈分字的统一规范。同时，灵活规定各派从某一特定世代衔接。比如，显派显支，从二十一世贞字起，接入统一辈分。此前显、福、承、天、申，均、兴、宣、原、养，鍊、守、应、之、永，隆、盛、大、光、昌等二十个字辈保留。宣派世支，从十六世贞字起，衔接统一辈分字。一世至十五世的世、以、玉、浃、重，可、子、日、燝、如，文、学、士、本、德等辈分字保持。
这样处置，体现了辈分字规范性与历史包容性的统一。现各派支健在宗亲，祖、叔、侄、孙的字辈与年龄，大体相当。交往中，称呼叫人也很顺畅。
三是，骨干内容：最大限度保存原各谱资讯。 除双轨世系、统一辈分字外，合谱确立了“只增不减”的核心原则，最大限度保存原各分谱信息。各派支原谱中的历版序言、人物传赞、墓图祠图及人员谱条等，均原封不动地移入新合谱，仅增补后续子孙的新谱条。对于上层祖源记载的异议或少量文字差错，秉持谨慎态度，原处不改，以存其旧；转而在新撰的序文或考释中加以说明和辨析。这种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历史文献的原始面貌，体现了对各自传承的尊重。
三、 姓氏文化，谱牒建设：梅九范式破局意义。近二三十年来，姓氏文化方兴未艾，宗亲联谊，学术研究，推动着谱牒建设蓬勃发展。囿于历史、现实，资源、史料，技术、手段，等诸多因素，不少宗支追根溯源，原地踏步，停止不前，寻找久远祖宗，成效甚微。梅九童氏的同地异支合谱探索，给“断头谱”考据无门、记载歧异难辨真伪等瓶颈困惑，似乎开出了一副解救药方。
姓氏宗谱文化的兴起和传承，是一种渐进、叠加，滚雪球式运作。有正宗谱卷的，后裔们隔个一二十或二三十年续修一次，保留或校正原有的文本，增添新鲜的内容。冇得谱卷的，则会长久空白，要么不了了之，要么日久天长，想编修宗谱，记不起来先人们的资讯，修谱无法着手。同地异支合修宗谱，能适时录存世代人物资料，解除散失、遗忘家族资讯的遗憾。——这恐怕是同地异支合修宗谱的最大优势和好处。
梳理世系，衔接宗支，寻找祖源，整合谱牒，切忌急于求成，一口吃个胖子。梅九范式之所以具有启示性，在于它提供了一条务实破局之路：当无法共同追溯遥远的过去时，不必困坐愁城，而是先携手厘清现实的状况，记录并保存预备谱牒资讯。同地异支合谱，其操作方案的核心，是将谱牒从一项近乎无解的“考古工程”，转变为一项可操作的现实牒卷项目，聚焦于凝聚当下、存续文化的“共建工程”。
四、 动态联合，探源不止：合谱的后续与进展。成功的联合并未终结各派支对自身祖源的深入探究。相反，合谱提供的稳定框架，反而为微观考据，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梅九童氏，一九四九年合谱之后，一九九一年、二〇一四年又成功进行了两次续修，证明了该范式的生命力和实效性。
更重要的是，合谱框架下的寻根研究取得了新进展。例如，九江金派轩支在二〇一四年续谱时，试图对接更宏大的童续公世系，编制了《童续公百世图表》，并将派祖更正为金友公。黄梅的盛支、世支则根据新线索——如九江瑞昌的“童家港”地名、广济（今武穴）梅川的“童十朝公”世系（湖北地区最早的童氏迁祖之一）——提出新的假说，认为其很可能源自“童十朝公”世系，将寻根的目光从九江东部转向西部，展现了开放的研究姿态。
这一方面说明，异支合谱是一种“动态联盟”，而非历史的终结；另一方面也表明，梅九童氏在处理好“合”与“分”的关系上，为同类型实践探索了路径，充当了先行向导。
结 论
梅九童氏的同地异支合谱实践，其价值不仅在于成功整合了五派支，更在于它开创了一种可复制的谱牒编修新范式。它启示我们，在谱牒文化传承中，相较执着于不可考的血缘绝对真实，基于地缘文化认同的务实联合，尊重历史的制度创新，以及面向未来的动态管理，是更具生命力与操作性的路径。这为众多面临类似寻根困境的宗族组织，点亮了一盏可供参考的照路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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